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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受贿上亿!天津一正厅级官员被起诉 行贿人曾登胡润百富榜

时间:2019-03-14 14:24:55

  五年受贿上亿元。近日,天津市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原主任张家星的起诉书,在检察院信息公开网公布。

  起诉书显示,2004年至2009年,张家星利用担任天津市塘沽区区长的职务便利,为天津3家单位,在非法修建高尔夫球场、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等事宜上,提供帮助。

  2006年至2009年,张家星直接或者通过其弟张家月,索取、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及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8100077.48元。

  “与民争利的典型”

  张家星是天津反腐过程中,落马的正厅级官员。

  公开资料显示,张家星,1953年2月生,天津市人,21岁时任塘沽区新城公社武装部干部、团委专职副书记。此后40年,仕途从未离开过这里。

  在塘沽区,张家星曾先后担任组织部部长、区委副书记、区长。2009年11月,国务院正式批复滨海新区行政体制改革方案,撤销天津市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设立天津市滨海新区。此后,在塘沽区担任区长十年之久的张家星,成为滨海新区工委副书记。

  2015年4月24日,据天津市纪委消息,张家星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组织调查。其落马时,任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滨海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5年9月17日,中央纪委官网通报,张家星是一个在担任党政机关“一把手”期间,大搞权钱交易、疯狂敛财,支持和放任家族经商敛财牟利、与民争利的典型。

  经天津市纪委常委会研究并报市委批准,给予张家星开除党籍、行政开除处分,将其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通报指出,张家星严重违纪违法问题:一是严重违反政治纪律、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干扰、妨碍组织审查,隐瞒不报个人有关事项;二是严重违反廉洁自律规定,违规收受礼品、礼金,违规默许、纵容亲属在其管辖范围内经商办企业;三是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顶风违纪,多次接受高档吃喝宴请,参加民营企业老板安排的高消费娱乐活动;四是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土地出让、土地规划修改、容积率提高等方面为不法私营企业主谋取利益,收受贿赂,数额特别巨大;五是滥用职权,给国家造成巨额经济损失。

  通报指出,张家星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公权私用、公利私谋,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和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依然故我,不收敛、不收手,影响极其恶劣,教训十分深刻。

  受贿上亿元

  日前,检察院信息公开网公开了关于张家星和其弟弟张家月受贿案的起诉书。

  起诉书显示,经依法审查查明:2004年至2009年,被告人张家星利用担任天津市塘沽区区长职务上的便利,为天津某集团有限公司等3家单位,在非法修建高尔夫球场、违规返还土地出让金等事宜上提供帮助。

  2006年至2009年,张家星直接或者通过其弟张家月索取、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及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08100077.48元。其中,张家月伙同张家星索要、非法收受上述单位及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928074.48元。

  其中,2004年至2005年,张家星接受天津某集团有限公司付某某的请托,为该公司非法建设天津滨海森林高尔夫球俱乐部,以及违规返还3600万元土地出让金提供帮助,使该公司以租赁形式获得120万平方米土地的使用权。经天津市价格认证办公室鉴定,该项目所占土地出让金为2.1亿元。2006年至2009年,张家星通过其弟张家月,收受付某某给予的天津市某混凝土搅拌有限公司全部股权及土地和房产,折合人民币57428074.48元。

  2005年,张家星再次接受付某某的请托,为该公司获得天津市塘沽某投资公司9.9万平方米土地连同渤海湾餐饮广场1万余平方米建筑以及其中6.9万平方米土地由商业用地变更为住宅用地提供帮助。2009年3月,张家星通过其弟弟、妹妹,以人民币1000000元,获得付某某给予的贻正嘉合底商6套。经鉴定,该6套底商价值人民币43114533元。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上述向张家星行贿的付某某名叫付玉成,系天津贻成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局名誉主席。

  据当地媒体报道,付玉成是塘沽民营企业的领跑者。在2013年胡润百富榜上,他与其弟弟以75亿元人民币的身价排名第212位。

  2018年1月23日,《天津贻成集团有限公司、付玉成单位行贿一审刑事判决书》发布。证人证言显示,在贻成集团开发水木清华住宅和高尔夫球场项目时,张家星明知国家明令禁止新建高尔夫球场,仍批准贻成集团以建设“体育休闲园”为幌子,修建高尔夫球场。并把120万平方米土地,以极低价格租给贻成集团用于建高尔夫球场,租期50年,使贻成集团以租代征,低价占有120万平方米的土地,为贻成集团节省土地征收成本约2亿元。

  付玉成为感谢张家星,把其集团旗下的贻成搅拌公司的股份和土地,分三次送给了其弟弟张家月。2014年,张家月将贻成搅拌公司卖给了一家北京的公司,卖了5000多万元。

  两官员同时落马

  据判决书显示,2015年4月6日,付玉成主动检举了天津市滨海新区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原党组书记、副局长彭某,向某集团低价购买底商问题。2015年4月10日,付玉成在谈话中,提供了天津市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原党委书记、副主任王某滥用职权、受贿问题重要线索。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上述彭某名叫彭博,王某则是王政山,两人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和张家星一同接受组织调查。

  经查,彭博收受礼金,多次接受服务管理对象宴请,以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购房的方式,为本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变更土地规划、房地产项目审批等企业经营方面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

  王政山则被天津市纪委通报为“违纪违法建造私人会所奢靡享乐的典型”。据通报,王政山在担任原塘沽区副区长、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主要领导期间,与不法商人结成“小圈子”,大搞权钱交易、利益输送。

  通报提到,临近退休,为保证退休后继续过上安逸享乐的生活,王政山疯狂敛财、恣意妄为,用索贿钱款订购豪华庭院式别墅,依水建造私家花园;仿照北京奥运“水立方”,违法建造地下、地上共三层、建筑面积1200余平方米的私人会所。内设游泳池、健身房、网球场、餐厅、烧烤台、花圃,配备进口高档红木家具,奢靡享乐到了疯狂地步。

  【法律拓展】

    一、毒品犯罪案件中的特情侦查证据的种类

  由于特情侦查的严格保密要求,难以从公开文献和数据资料上了解特情侦查运用的全貌。特情的介入往往会成为被告人和辩护人以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为理由展开辩护的切入点,甚至成为案件的争议焦点。从审判实践来看,特情侦查证据主要包括通过特情获取的物证、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以及证明特情介入过程及其合法性的证据,例如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等证明材料。

    二、特情侦查证据在审判阶段凸显的问题

    (一)证据数量偏少,证据链薄弱

  特情侦查的毒品犯罪案件往往证据数量都相对较少,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也比较困难。这是因为:1、毒品犯罪案件通常没有被害人,缺乏被害人陈述作为证据和取证线索,也很难像其他刑事案件那样通过勘查现场、走访、排查等常规侦查手段来获得有价值的证据信息;2、由于毒品犯罪活动隐秘性极强,毒品犯罪分子惯于隐匿踪迹,反侦查能力强;3、特情侦查对特情和侦查人员的工作能力、应变能力都有较高要求;4、基于保密的需要,特情一般不出庭作证,其收集到的证据材料也常常因无法公开而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二)说明材料内容难以展开充分质证

  1、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破案经过》《情况说明》等说明材料的内容隐晦。公安机关出具的《抓获经过》等说明材料是判断特情侦查是否合法合规的重要证据。但是,司法实践中所见的《抓获经过》等说明材料往往文字简略,对特情侦查的审批手续、介入范围、工作方式、所起作用等事项闪烁其词,轻描淡写,甚至避而不谈。但是公安机关对这些说明材料隐晦处理的做法,不但不能回避质证,反而有可能招来辩护方更有力的异议,增加质证和认证过程的复杂性。

  2、特情的身份隐晦。特情的身份严格保密不公开,这是特情侦查的需要,也是特情作为“隐秘力量”的性质所决定的。但很多案件中公安机关连涉案人员是否是特情也秘而不宣,不仅法官难以查清案件关键事实,而且也难以判断特情侦查是否合法、是否存在犯意引诱或数量引诱,增加了认证难度。

  3、特情证言的内容隐晦。特情亲身参与见证毒品犯罪过程,这是案件得以侦破的关键所在,特情作证的证言也因而具有较高的证据价值。但是,因为保密需要,绝大多数特情并不出庭作证,有的虽然提供书面证言,但这些书面证言都十分简单,辩护方即使有异议也难以质证。此外,很大一部分特情本身就是吸毒贩毒人员,属于所谓“污点证人”。